宋朝以前，普通民众可击鼓鸣曲申冤，或向朝廷提建议，或对政策提出异议等等。

宋朝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

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备，登闻鼓仅代表一种象征……

果真如此吗？

不一定。

毕竟，不管是在怎样的朝代，都免不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有冤情的底层黎庶，必然是不在少数的。

这个时代，民风淳朴，又得益于吴国较为严苛的法制，真正敢于触犯法令的黎庶，或者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官吏，少之又少。

因为吴国的官吏，这个时代的官吏，多是贵族出身，基本上德才兼备。

有才无德，不一定能在吴国出仕。

德才兼备，是吴国举孝廉、茂才、秀才的硬性标准，不会更改……

不过，为了吴国的黎庶考虑，为了国家的吏治清明考虑，庆忌不得不先一步搬出登闻鼓，以此来让底层的黎庶，都能有申冤辩解的机会。

“大王，臣以为晏子之谏言，善！”

当先表示赞同的，不出意外，正是跟晏婴形同莫逆，交情匪浅的右丞相孔丘。

孔丘手持牙笏，老泪纵横的站了起身，朝着庆忌行礼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取谏之鼓。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帝尧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国之令图，将启纳善之怀于四方之士，乃立进善之旌于五达之衢！”

“今大王效法古之帝王，设登闻之鼓，可为大善！”

孔丘与晏婴的交情，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昔日孔丘跟着落难的鲁昭公一起逃到齐国，被齐侯所看重，准备委以重任。

不过晏婴从旁劝说齐侯，终于使后者放弃了重用孔丘的想法。

文人相轻？

不一定。

至少孔丘只是对晏婴这样对付自己，颇有微词，却没有放在心上。

等到晏婴入吴，为太保的时候，孔丘与他一起在宫塾教授诸公子学业，一起在稷下学宫开坛讲学，可谓是感情甚笃的同僚。

在恢复礼仪，以德行治国的问题上，晏婴与孔丘，更是想法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