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现在，他只是给出了最基本的建议，最终如何去做，还要阮文来决定。

“我们最近挺忙的，我跟阮文的意思是暂时先不翻译了。”陶永安先一步开口，“爸你最近在忙什么？你前阵子不是说要翻译《基督山伯爵》吗？开始弄了吗？”

“还没有，我最近在给他们编制法语教材，得下半年才能动工。”

提到了自己最近的计划，陶衍不免多问了句，“阮文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虽然还有一年多才毕业，不过阮文明显把自己修炼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作为理工科学生，她既可以从事本专业，也能跨行去做个翻译出版人员，可选择空间很大。

如果阮文有意，稍作安排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陶衍想要争取一下，谁都爱惜人才，把人拉拢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也是人之常情。

“暂时还没想好，不过我大概还会做专业相关的工作吧。”

阮文一向理念是实业救国、科创兴国，她隐约猜到了陶衍的心思，只能婉拒。

尽管对自己毕业后的生活还没进行规划，但大体方向是有的，在这件事上，阮文的认知一直很清晰。

相较于阮文的委婉，陶永安就直白多了，“您这是想要给翻译界抓壮丁吗？那您还不如去学校里教法语，自己培养几个学生就是了，干嘛非要盯着阮文不放啊，我们毕业后肯定是继续做工厂啊。”

这件事陶永安比阮文想得多，“我们开工厂挣的钱能支援研究所，能帮助一些女同胞就业，还能给她们解决生理期的烦恼，这一举多得多好的事，阮文做这个可比当一个翻译家有意义多了。”

阮文忽的想起第一次看到陶永安父亲，他拎着鞋当街打儿子的情形。

嗯，挨打是活该的。

陶永安这话太欠揍了。

陶衍：“其实做一个文字学者也很有意义，能够把思想传播给大家，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