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他没那么利索能一刀斩杀完颜亮，也没那么多精力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

那些官员们两月不休假就觉得累，而他不光要处理他们经办的所有事务最后的决策，还要收拢和安抚各地义军，让那些曾经在金国各地响应北伐的将士们能够尽快地脱离原来散乱自发行动，归拢到大宋的军政体制中来。

若是换一个人，这么多工作和强度，早就趴下了。

就连虞允文都对新帝的敬业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愈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毕生最果断最英明的一次。

对于新帝的选择，他担忧之余，也十分敬佩。

大宋从不缺励精图治的大臣和皇帝，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辈前赴后继，然而只要有一个昏君出现，就能毁了几代人的努力，将整个大宋拖下烂泥沼中满满淹没。

原本虞允文也曾期盼过出一个“垂拱而治”的明主能让自己施展才华，后来才发现，限制他的不仅仅是君主，还有大宋整个庞大冗杂互相牵制的官僚体制。

因为开国皇帝是武将得位，从一开始的“杯酒释兵权”，就注定了武将在大宋一朝的地位始终被压制和牵制，而皇帝承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确是没有杀文官，可流放贬谪，牵制党争，一样也没少过。

大宋的科举选士，从隋唐时的一科数十人到百人不等，到南宋时一科已有三百余进士登科，还不算锁厅试等其他特殊渠道的选官荫官，结果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体系，加上官、职、差分设，若是不熟悉大宋官制的人，光是看各人的官职差使名目就能看得头晕眼花，分不清一府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管事，多少人做事。

或许最初这种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便于互相监管，可到了后来互相监管变成了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就使得官府的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许多原本有益的政策经过层层传达后，执行起来也完全变形。

虞允文起初还担心赵政的步子迈得太大，以后怕是难以向赵构和临安朝廷交代，可没想到他在夺回汴京后，压根就没打算回去，也根本不在意那个逃去海上狩猎的皇帝和留在临安苟且的朝廷官员们的想法，干脆利索地另起炉灶，让他的满腔担心都落了个空。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对付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这或许就是辛弃疾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若没有完颜亮南侵，赵构不会轻易离开临安，让出兵权，临安朝廷也不会那么容易答应赵政北上抗金，还带走了禁军十八营官兵和大量的军备物资。

靠着地利他们战胜了完颜亮，靠着人和他们联合义军夺回了江北和汴京，而如今天时已至，新帝登基，彻底打破了原来的朝廷体制，理不清的棋盘，陛下干脆扔到一边，另开一局。

而这一局，从规则开始，就全都由他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