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

宋仁宗已年满二十岁，继位也已经五六年啦，但朝中大权依然掌在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手中，大到军政大事，小到皇家细故，都得刘太后说了算，不得违误。眼下这不，刘太后又发话了，今年冬至这天，儿皇呀，你和文武百官一起，在会庆殿给我搞个仪式，叩头庆寿。宋仁宗哪敢违拗？只好俯首答应。

谁也没想到，此时却蹦出个官微言轻的范仲淹。晏殊不是夸范仲淹“属文典雅”吗？范仲淹便来了一篇雅文：

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

听范仲淹这口气，虽则位卑人微，却俨然一副帝王师派头：这事我可得出来说说了，皇上你想给太后祝寿，以尽孝道没错，你可以在你们皇家内廷去搞；你要带上文武百官在会庆殿这么搞，这将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头。你不能这么搞，这不合古礼呀！得，差点就把皇太后一桩好事给搅黄了。老刘娥还算有涵养，心想你小小范仲淹反正也挡不住我的事，就不计较了，表面上装作不当一回事。这是天圣七年（1029）冬天的事。

你皇太后假装不当回事，我范仲淹可不放过。刚跳过年，他又紧接着一道猛奏，题目就极为要命——《乞太后还政奏》。

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这是在“乞太后”吗？等于给太后发一最后通牒。皇上可是年轻有为的主儿，你掌实权他顶空名，这可不是什么吉祥事。你老人家掌权太久了，赶快把它交给皇上，自己搞搞养老保健什么的，享享清福多活几年，不挺好？

范仲淹一连两篇“雅文”，可把晏殊吓坏了。他把范仲淹叫来大加责难：范仲淹呀范仲淹，你怎么回事？在哪儿祝寿，还不还政，这是人家赵家的事，皇上都不吭声，你犯什么倔呀？满朝文武谁心里不清楚，可谁站出来了？没人，就你独个跳出来。你听到议论了吗？说你“非忠非直”，不过是“好奇邀名”罢了。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想，我管不着；可你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好心推荐你，你这不是要连累我、害我吗？……这话说得可就重了。范仲淹想辩白几句，晏殊不让，“勿为强辩，某不敢犯大臣之威”，你走吧。前面说过晏殊的为人为官之道，公忠谋国，豁达大度，待人以诚，唯才是举，是他优秀的一面。另一面呢，则中庸之气稍重，处事圆通，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人，关键时候总会来点折中乃至折节。这一双重性格，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期间，表现尤为明显。连他的门生欧阳修有时都看不下去，在后来的“挽辞”中这样说尊师：“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范仲淹这边，他以师礼待之的晏殊，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责难他，抱怨他，还拒绝沟通，他有点想不通。他觉得，事关大是大非，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但道理一定得说明白，于是，立马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四千字，这在古代真叫不短。非常精彩，剖心置腹，引古比今，颇见心地胸襟。

范仲淹等了好久，不见宫中有动静，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伤感之余便打报告要求下放。嘿，这回反应倒快得出奇，诏下，贬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时年四十一岁。（《忧乐天下：范仲淹传》）

第一百九十七章

见柳七既是伤心，又是义愤，甚至说到情动处，还以袖擦拭起湿润的眼角来，陆辞在感动之余，更多的还是哭笑不得。

他当初既下定决心要直言相谏，也的的确确地说了个痛快，自然是做好了为此扛起责任、付出代价的准备了的。

况且身处汴京，固然更易入圣上眼，从而更勤地获得升迁机会，却也因朝野暗流汹涌，随时随地会卷入党争之中，步步行来，皆需周全思虑。

多年下来，着实令他感到些许疲累厌烦。

眼看着太子年富力强，思绪清明，在一干贤臣的尽心辅佐下，已是一派羽翼渐丰的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