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长官。”我肯定地点头，冲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为德意志尽忠是我的使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希姆莱志得意满地笑了笑，嘴唇上方的一撇胡子愉快地微微翘起。他对我道:“很好，瓦尔特，误入歧途不是坏事，知道怎样是错的，才能把对的事情做得更好。”

希姆莱现在是元首面前说话最有用的人，他和波尔曼的联盟正在排挤海德里希，调走我也是对海德里希势力的一大削弱，我的请求正中他的下怀。

我借着养病又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没有再和海德里希联络，元首的调令最终到了我的手上，我被调往荷兰海牙，因为我有过改组无线电情报机构的经验，他让我去参与北极行动注[12]。

海德里希无法干涉元首的命令，而从希姆莱口中，我得知海德里希被调往了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权利在被悄无声息地架空。

那是1942年的5月，我前往荷兰，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英国人被我们的把戏耍得团团转。通过伪造英国间谍的电报，我们得到了伦敦方面空投来的大量物资，还截获了五十余名英国间谍。

5月27日的早晨，大约九点钟，我接到一个希姆莱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显得很愉快，开玩笑似的对我说:“瓦尔特，你该打个电话给你的老上司——你们能和平共处的时间可不多了。”

我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但一种隐约的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希姆莱说得也没有错，他们的暗斗已经升级到明面上，我的背叛迟早会被海德里希发觉。又或许他早已经发觉，只是不再介意罢了。

鬼使神差的，我居然真的在之后拨了一个电话给海德里希，接线员为我转接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住所，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突然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吗？”

我安静了几秒钟，脑子里想了无数遍我可以和海德里希说的话……最终我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