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孟朝继承汉朝旧制，胥吏政绩优秀者可以升为官员，甚至升为公卿、宰辅。

历史上汉末是公卿多出胥吏的最后节点。

汉末之后，九品中正制下，出身决定一切。胥吏从此与官员天地殊途。

张瑞设计的科举制从最初开始就很接地气，在太原的首次科考，取士两百多人，很多都去充任了胥吏。毕竟在那个时间，胥吏与官员还没有明显的高贵之分。

在孟朝建立后，《孟官仪》立即以正式典制确立了这一点，从汉朝那里无缝衔接了公卿多出胥吏这一优良传统。

贪官污吏，这个词其实非常考究。贪官在前，污吏在后。就是因为诸夏百姓在前半段历史更恨贪官，而后半段历史更恨污吏。

胥吏在后世被堵死了升迁之路，仕途失去希望，就只能将精力用在贪赃枉法，祸害百姓上。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历朝历代的改革，总是溃败于基层吏治混乱。甚至流传出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感慨。

这一点，后世天朝的公职人员体系就非常值得借鉴。

理论上，一名最基层的科员，能够一路升到权力顶端。执政的高官，也必然有基层的工作经验。

所以，孟朝官员、胥吏之间，用明文定下了一条铁律，两者能够畅通升迁。给胥吏一个安心、尽责工作的动力。免得整个阶层，数十万计的胥吏整体堕落。

这条铁律有利有弊，弊端是可能会有暗箱操作。一些纨绔子弟，无法在科举中崭露头角，便去胥吏阶层中，曲线救国。靠长辈提携，最终位居高位。

张瑞与内阁、礼部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将这条铁律定死。就是因为，相比于整个阶层，数十万与百姓最直接接触的基层胥吏，全体腐化堕落。

那寥寥少数的暗箱操作，危害还是更轻微一些。有监察御史、巡查使司、锦衣卫、登闻鼓等各种监察手段，官员徇私舞弊等事宜还是要相对收敛一些。

风宪各司官员的共识是，监察数量较少的官员，远比监察天下全体胥吏更简单、有效。

除了《孟官仪》，礼部在忙的另一项事情则是统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