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羌族的政策比较简单直白，不惜一切手段，灭其国，亡其种，绝其苗裔即可。

不论是军事手段上的杀伐戮灭，还是政治、经济上的断绝其繁衍，都是直接从数量规模上逐渐削减其苗裔，最后彻底消亡。

对待氐族显然不能这么粗暴，需要祭起文教与礼乐。

这种政务的推广，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有迹可循，氐人建立的前秦帝国，就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一代明君苻坚便推崇儒学，奖励文教，知人善任，由王猛等人辅政，得以集权中央，国势大盛，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但说难也的确困难。因为那些政策着实令人一头雾水，简单的不可思议。

史书寥寥数言：“重视儒学、兴办学校、广修学宫，用大儒执教，并强制公卿以下的子孙入学读书。”

仅仅这样就能将偌大的氐族迅速转化为诸夏苗裔？张瑞一头雾水。

如果不是史官造了假，那就是儒学的同化包容能力太强了。

若是后世有文官为张瑞立传或者修本纪，张瑞所得到的评价必然是远远不如苻坚的。

因为屁股决定立场。张瑞与苻坚有太多不同。

首先就是苻坚承认魏晋以来的士人特权地位。

而张瑞则将此彻底碾为尘埃。士人敢跟自己讲特权？是你们飘了，还是老子提不动刀了？

另外，苻坚推崇儒学，重用的大臣全是儒家子弟。

而张瑞则是最明显不过的法家拥趸者。

在征西将军府治下，上至高官显贵，下至黔首黎民，都知道征西将军本人最注重严明法纪、规范典章。

官员们年年能听到张瑞强调依法治政。“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宗旨人尽皆知。但几乎没人听闻过张瑞大谈礼教、道德、善恶一类的事情。

当然张瑞对儒学也并不排斥，比如《孝经》与《春秋》便得到了张瑞的高度重视。

儒学观念中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张瑞亦颇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