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帝王是个明白人从不曾动摇，并屡次斥骂，但是这都只是暂时遏制生母的野心。

辽圣宗在其母萧太后的阴影下生活了数十年，自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如此，但是辽国人尊讲孝道，重视母亲的身份，他若是代替儿子处置萧妃，容易引得儿子落下骂名，故而局面一时尴尬。

恰在此时燕地连年饥荒成灾，圣宗便暂且将重心投注于此，不料燕地没安置下来，流失大量人口之余还被宋人抢了先，他心中本就不痛快，此时渤海又生乱。

当年六月，辽大延琳发动了叛乱，囚禁了东京留守、附马都尉萧孝先和南阳公主，诛户部使、户部副使，并且建国号为“兴辽”。

在辽国的地盘上建国，用的还是这般国号，毫无疑问便是在赤裸裸得打辽帝的脸了，还不待辽帝做出反应，其叛乱队伍火越烧越旺。

前几年被辽屡次打压的女真族亦是加入了其叛乱队伍，大延琳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武器武装了部队，他接连攻下保州城、沈州城，手握三城，他以辽东地区被压迫的农民为主要力量，背靠女真族，同时接纳了来进贡的高句丽物资，此处易守难攻，一时之间僵持不下。

连翻不顺让辽圣宗极其恼怒，以辽国之大，竟与区区一弹丸小地僵持，加之大延琳所占辽东平原上最好的一块农耕地，毫无疑问其足可以自给自足，万不可仍其壮大起来。这块地方东西均为山脉，南边是渤海，若让其站稳脚跟他们只需要封堵住北部一块地方即可，极难攻打。

而其立国的挑战之姿是每个帝王都难以忍受的，故而辽帝调动了十万大军，意图拿下此地。

而历史的巧合便在于，在同一时间，宋辽两个东亚板块的超级大国又遇到了同一个问题。

不错，宋国又遇到了一叛乱之臣，正是襄阳王。

此前经由夏安然的煽风点火，使得众人将目光投向了一直很低调的襄阳王，而此世间，万物都经不起“琢磨”二字。

任何事情你拿放大镜去看，总能看出好事坏事。

襄阳王的事便是如此。

去襄阳调查的四鼠也好，去凑热闹的武林人士也罢，亦或者去“圣地巡游”看看小说中湖光山色的吃瓜路人都没能想到，他们居然真的抓到了一尾大鱼。

比之几年后的老谋深算，如今的襄阳王尚且不具备面面俱到之能，尤其在自己的地盘上，自然免不了留下总计。

他想要造反，自然要积累大笔金钱，而襄阳王最大的财政来源便是靠售卖兵器，贩卖人口。

但随着赵祯屡次以梳篦盘查中下层官僚，削减各地军队，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之对党项、对交趾出兵，包括后来的削减军械局数量，都一次次得打乱了他的计划。

常言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便是因为一个动态的、经常在改变的环境很难让人抓住其中规律，并且加以利用，此番环境下人的本能便是按兵不动，做的越多越容易暴露。

只可惜襄阳王在此前动作频频，到了政策变动之时一时之间无法急刹车，自然落了端倪。

但坦白说，襄阳王暴露得丝毫不冤，此前，其为了保证人口来源，以及避免对独行者动手被发现，便将襄阳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性城市，宋国本身的人口流通便极其便捷，由于宋多鼓励商户流通，故而对于人员行进便也不多加限制。

但是在襄阳城，你可以做到在任何地方下榻都不必提供身份证明，此处自也成为了不法分子聚集汇聚的场所。

但同样如此的环境，也使得襄阳王对于新来人口把我不足，丧失了第一时间把控全局的机会。

若是几年后的他已然蓄能完毕准备起事之时，定然不会犯此愚蠢错误，奈何此时他尚在资源积累阶段，便不曾在意这些小事。

故而，他便因一伙流匪暴露了。

这货流匪早已在开封府有所备案，是人口拐卖的团体作案中坚人员，作为城门口守卫必须要将每一段时间出现的悬赏抓捕人像记得清清楚楚，然而这伙人却堂而皇之得出现在了襄阳城，同时，还带着免去检查的数辆马车，此番异样，自然引起了有心人士的注意。

当夜，先一步抵达此处的四鼠便前去查探，确定马车内捆绑着昏睡的十数位妇女，还有几个孩童，便立刻肯定了这群人“人贩子”的身份。蒋平制止了另外三个兄弟，他们并未惊动这拐卖人群，便是想要看这些“货物”被运往何处，襄阳城究竟是中转点还是最终目的处。

如此方可顺藤摸瓜，将恶人一网打尽。

襄阳王在此经营多年，自觉已经把控全局，自也不多注意，便让这四位义士摸到了头上。

仅一贩卖人口自然治不了他的罪，然而若加上私铸兵器呢？

想要造反，除了大量的财富，兵器自不可少，襄阳乃宋国守卫重地，此处派发的兵械数量一直充足，襄阳王初期便以贩售兵器为谋财手段，后期他自觉此番太过被动，且到底军事重镇他能够挪用的军械有限，便暗自买下了一矿区就地冶炼。

私自开矿是为大罪。

四鼠摸清了这些便想离开上京，谁料临走之时却巧遇了齐名却不曾见的北侠欧阳春，其来此处是为调查淮河水患。

原来这位北侠前些日子泛舟江上，恰遇一伙水匪抢劫其所乘船只，他拔刀相助后被制服的水匪却言曰他们是有后台并且威胁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