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江屿做任何事，都有一股闲云野鹤的风范。他并非真的不在乎，若不是徐衍昕知道他要靠实践分拿奖学金，恐怕真会信了他不过是来玩玩的说法，江屿打架、犯规、比赛，都透着股漫不经心的调调，他永远不会说，他必须要赢。他会怀着满腔的野心，精心地准备，却摆出一个毫不在乎的姿态。就像毒蛇捕食野兔，双眼紧缩，却不紧不慢地游走在草丛的阴翳中。

江屿好像天生善于辩论，巧舌如簧。而徐衍昕却是那个始终惶恐难安的不幸者。拿了奖金，江屿带他去吃火锅，见他闷闷不乐，便说：“你还在想那个辩题？就是说着玩的，别当真啊。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一切没用的论题，都将成为隐形的法则。比如当自动驾驶普及，当它失控时，在无法避免的两难境，就会被逼做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是人提前输入的，人要输入什么样的法则，而这样的法则又包含了人怎么样的潜意识？”

江屿看了他眼，“你说得对。但这样的事，轮不到我们俩大学生去思考。走了，带你吃好的。”

江屿的确没说错，身为学生，他们的确不具备多少改变的权利。

那时的他也多少有点天真，心想，这种困难的事，交给别人思考即可。他暂且先过着平淡顺利的生活。然而几年过去，当他们用法律作为武器，作为谋生的工具，走得越高，越知道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利。江屿并不打算为难自己，任何案件都无法动摇他的理智。而徐衍昕却不可避免地责怪自己。

就如同杨绛在《老王》中写：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他的愧怍，或许才是他无法背离初衷的源头。

判决来得很快，薛志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观众席上来了不少同村的村民，他们静默无声，唯有薛婷一人哭得歇斯底里。这个被指控欺骗村民，不顾村民安危排放污染的人，却被所有含泪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切那么蹊跷，那么古怪，然而又那么合理。瑞鑫的一众律师围着张安，祝贺他，向他道喜，称他这一仗打得很漂亮，称他用流利的法条问得对方语无伦次。唯独江屿坐在徐衍昕的身侧，没有动。张安透过人群，遥遥地望来。

那是一种质问的眼神。徐衍昕没忍住，挣脱了江屿的手，径直走了出去。于情于理，江屿都该为了瑞鑫的胜利而欢呼，不该坐在他身侧承担这一失败者的角色。或者说，今天的审判，于徐衍昕前几日的欢欣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然而江屿并不准备放他一个人胡思乱想，两人并肩站着，谁也没先开口。

徐衍昕撑在栏杆上，看楼下清洁工阿姨扫地上的残叶，“你不准备犒劳犒劳你的员工吗？这可是一场大胜，被告全盘承认犯罪行为，连辩解都没有。”江屿像是没听见他话里的讥讽，捻起他肩头的绿叶，递给他。徐衍昕愣了两秒，接住那片翠绿的叶，漫不经心地转动它的叶梗。透过那抹绿，再看向江屿的眼眸。

似乎隔着一层春色。

徐衍昕一用力，那绿叶被他捏出汁水，淌在手心，“你不生气吗？我迁怒于你，但明明不是你的错。”

“的确和我有关，藤美给他们的补偿金额，是我去谈的，”江屿垂下眼，“当时我不陪你去见他，不是因为避嫌。我是怕他认出我。你可能无法理解，有的人宁可获得赔偿，也不想要一个公正的答复，即使这个答复也可能包括金钱和名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一家大公司耗下去的。我说这些，也不是为了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