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长岭并没有参与这一场狂欢。

当记者和报童举着横幅和喇叭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时候他刚在医院做完一场手术，出院后便搬到这栋地处市郊的僻静宅院里疗养。

负责照顾他的是位五十多岁的姓洪的老妇，当年是从北方举家逃难至重庆，在军区医院做了十多年的护工。儿子和丈夫过世后她跟儿媳妇要照顾两位老人和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哪儿都要用到钱，因此除了照顾温长岭养伤之外还给附近的两户人家做帮佣以赚取补贴。

这条路上据说有很多抗战前期从外地迁来避难的有钱人家，当然也有专门过来静养的伤员，其中最令她费心的还是温长岭。两人早些年在军区医院认识，大概可以算作朋友，她知道温长岭的眼疾是在三年前的大轰炸中为疏散难民受伤导致，事后由于救治不及一直没有恢复。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条件，上面安排他重新接受手术，如果疗养得好大概可以恢复六成视力。

早晨空气洁净，隔着院墙传来邻居家小孩嬉笑打闹的声音。温长岭刚在洪妈的服侍下吃过早饭，此时搬了张躺椅在院门口的树荫底下听收音机。因为术后眼睛不能长时间见光，他用一块黑布做成眼罩覆在眼上，远看像是副秋困补觉的闲适光景。

听着听着倒真有些困了，这时耳边窸窸窣窣一阵响，有人轻手轻脚地蹲坐到躺椅边的石阶上。

“小朱？”

温长岭微微侧头朝声音的方向“望”去，不出意外得到一记细不可闻的蚊子叫似的回应。

“今天这么早就忙完了？”

“嗯……”

温长岭并不认识这个性子阴沉却执意要来同自己作伴的怪人，因为眼伤的缘故也看不见他的长相，只知道对方姓朱，在这附近给人打零工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