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

祝南疆在家中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人是韩香月介绍来的，半个月前在灿新影片公司老板的生日宴上见过一面，说是有生意上的事想要请巡捕房通融，便约好了这日下午在何公馆见面。

韩香月事先在电话里跟他通了气，他大概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

特殊时期租界内遍布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眼线，祝南疆身边也不例外，因此即便是和公馆这种私人府邸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出现陌生面孔——凡是宾客来访都得有个由头。

来人并未自报家门，对外他是做棉布生意的纪老板，在宴会上就已介绍过，别的祝南疆也不会多问。

纪先生交给祝南疆一张纸条，后者打开扫了一眼又用打火机点燃了。

“我记住了。”

“这是最后一次会议，过了今天所有文件都会撤移，但不知道任家礼那边会不会供出来。”

“目前还没有收到消息。”

“这次全靠祝探长了。”

“放心，有动静我会提前通知你们。”祝南疆眼看烟灰缸里的纸屑化为灰烬，“对了，任家礼的孩子我已亲自送去新普育堂，此事只有主教一人知道。

“主教大人若能支持就再好不过了，本来俞先生正在想办法。”

“这种事他最好不要出面，我会处理。”

“这次若是没有你，不知道还有多少同志白白牺牲。”纪老板起身对他鞠躬，“祝探长，我先替任家礼感谢你的恩德。”

送走来人之后祝南疆上楼回到卧室。

瞎子最近病了，连着四五天上吐下泻高烧不止。祝南疆让他睡在自己的卧房里，晚上派个仆人守着，白天有空自己也去看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