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兵，专责运输，别事不问，车队之上，负载粮食，药材，长矟，横刀等兵器，也携带弓，弩，箭矢等军资军需物品。

医兵，从属于医士之下，但需要扛抬担架，在战场上箭矢飞掠之时抢救重伤员，搭建野战医院，携带器具，药材。

工兵，遇河搭浮桥，遇毁损道路则抢修道路，由于要承担阵前挖壕沟，布拒马，鹿角，并且在攻城时负责搭造箭楼，挖地道等任务，工兵的待遇要比辎兵高一层，算是战兵序列之内。

火兵，则专责负责做饭，临阵之时，甚至战阵之中，俱要挑担入阵，不可使将士有饥渴之忧。

若将来至大陆争战，则还要组建厢军，守备城池，河口，江口，海岸港口，要隘，官道，渡口等要津之处，以厢军日常驻守，不问运输营造诸事，也不负责日常治安，只司职防御守备。

这样才是一支较为完备，从野战军人到驻守，到运输，建造，救治，饭食，整个军队层次分明，而不是以野战部队和驻防部队混杂，工程，运输，饭食，医治，都没有完全的建制，完全是在魏初时太祖立国时草就的框架，并没有厘清建制，现在也到了拨乱反治，确定新军制的时候了。

辎兵军队，最要紧的还是大车。

太祖时以南伐北，最倚重的就是四轮大车。

提起大车，也是华夏的缺失，承重以粗重扁平的车轮，没有簧片减震，也没有转向轴，所以中式的车是两轮为主，转向困难，承载能力相对要弱很多，车身较小，装运的货物有限，对道路的条件要求较高。

加上华夏向来不缺乏人力，独轮小车就能解决相当大的军需需求。如果一万人不够，就十万，十万人不够，那就百万。

隋炀帝征高句丽，动员民夫达百万，因为水土不服，劳役过度，疫病流行等诸多原因，道死途中的达几十万人。

包括军伍府兵，战死的可能就几万人，疾病等诸多原因死者达数十万。

中原王朝盛时几千万人口，帝王不介意死上几十万，而这般不恤民力，大量百姓死于沟渠，后果就是王朝易世。

就算如此，解决大规模战争和运力转输，一靠人力，二靠隋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

北人多用骡马，小车，而南人则以舟船之利，舟船是肯定强过那些两轮马车和独轮小车，所以在唐代之后，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就逐渐南移，关中的过度开发在隋唐时就相当明显，隋文帝时就被迫带几十万关中军民到洛阳就食，而洛阳或开封，也不过就是得运河运力补给，粮食和物资，仍然自南方而来。

但就算舟船运输得力，南方也不是到处都能通行船只，总要上岸，百里，数百里无水源，或是没有船队相随也是很正常的事，真有大战，仍然要靠召集大量壮丁来做非专业的事。

然后死伤大量无辜百姓，费了十倍的力气，做到的事情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既然如此，提前做些准备不是更好？

四轮马车相较起来很简单，太祖初年的技术就达到了，只是禁军和厢军的体系都没有梳理清楚，其后的二百余年，又有哪个帝王或官员有远见卓识，大量打造马车，购买畜养挽马，完成提供军需任务的目标呢？

徐子先有时候有一种感觉，中国的事，坏在墨守成规上习俗上有很多，所谓敬天法祖，一代雄杰创立基业之后，后人就很难彻底推番那一套行之多年的体系，重起炉灶。

至于儒学的核心，缺乏逻辑，缺乏数学和几何学的支撑，很多东西，后世提起来说是伟大的发明创造，其实就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根本没有拿的出手的全套的理论。

在这方面，西人的传承就比华夏要强的多，两边同样点开了文明的灯塔，但华夏的道路渐渐走偏了。

眼前这辆是新制的四轮车，徐子先令傅谦画的图纸是按自己的记忆画出来的，车身较长，护板前高后低，前护板上镶嵌着木板钉死的座位，下面有搭脚，两层板制成了车夫的座位，在车夫座位下是前轮，有一根长杆加两侧护木连接前轮，这就是连杆，两个前轮并没有如以前的马车那样固定在木框上，而是用中滚轴和连杆相接，长长的连杆又被固定在圆盘式的前轴上，车辕与车身衔接的部份与前轮悬挂结合，这样骡马转向的时候前轮的悬挂也就整体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