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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天就要过年，往福州的道路上，色目商人的数量还是维持在正常的光景，而本土商人中，大商人的数字明显减少了很多，岁末年初，很多身家殷实的大商家都停了生意，等着过年了。

中小商人的数字则是明显增长，他们会到各处采办过年的各种杂货，到了年底，最小心最俭省的家庭，只要有余钱能拿的出来，都会选择在年底花一笔钱。或是买些大人的衣料，小孩的花布，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添几件衣物，买棉花重新纺一下被褥，买一些生活用具，修补或添置家用的物事，或是农田里的铁具等等。

至于吃食，更是重中之重。

一个民族成为大吃货帝国，主要原因其实说白了还是穷。

人口众多，适合养殖和耕作的面积太小，所以大吃货们当然什么都得吃，天上飞的水里游里地上跑的，只要是活物就没有大吃货帝国不敢下嘴的生物。

到了年底，富贵人家可以打金银首饰，买成匹的缎子，各种书籍，文房用具，古董器玩，换成套的家俱，成套的买衣服，帽子，靴子等等。

穷人，大人们多半还是舍不得做新衣袍，不等衣衫褴褛不能遮体，成年人是不会轻易做新衣服的。

其实就徐子先来说，他童年的时候也就是过年才有新衣服，而父母还是穿着旧衣服，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回忆了。

大魏在这个时候，人们真正舍得花钱的就是犒劳自己的嘴巴。

身体在一年的劳作里透支很多，孩童们普遍营养不良，一年到底的辛苦劳作和俭省，只有在过年时才会休息和放纵的花销积蓄，相对平时出手大方，可以购买囤积肉食，给孩子增加营养，修复大人们劳作了一年的身体。

在官道上来来往往的多半是这些置办年货的中小商人，他们最多赶着一辆大车，多半是雇佣着脚行的挑夫，甚至是自己挑着担子，凭双脚走几十上百里路，把不同的货物带到不同的地方，用此来获取利润。

这也是团练捐在一年中最为清闲的时候，大半的中小商人不够纳捐标准，到后来徐子先索性大方些，下了手令，本土商人在过年的这十来天时间里，只要货物价值不超过千贯，一律直接放行。

这一下南安侯世子的名声就越发响亮了，开征团练捐之后在工商群体中若有若无的一丝不满，至此烟消云散。

不明道理的妄人有很多，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蠢货也多，可是多半的人还是明白道理的，朝廷兵力不足不能防盗，开办团练是无奈之举，南安侯世子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搞钱，不管是募捐，摊派，开征杂税，总之这是朝廷给南安侯世子的权力。

政事堂札的那句历练军政便宜行事的堂札就是两府给的权力保证，堂札之下，连安抚使司都只能俯首听令。

这就是大魏政体之下宰执的权威，虽然右相被人视为无能为力，但老相国秉国多年，又岂能真的毫无影响和政治手腕？

南安侯世子的做法，已经是尽可能的权衡利弊，对工商阶层的影响并不算很大了。

只有色目商人不太高兴，他们不过华夏的新年，新年对他们来说毫无影响，甚至叫他们感觉厌烦。

因为每到新年，百姓会休息，坊布制丝的工作都会停下来，大片的工厂停工，商行停业，这给色目商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虽然他们可以在福州或泉州甚至东藩岛上休整一段时间，追欢买笑每天酒肉不断，但对商人来说利润才是叫他们最为高兴的东西，如果为了享受，何必万里之远跑到大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