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努力地将话题说得很生趣，但只有安德烈偶尔接几声。这时候我就会开口说上一两句。

安德烈似乎察觉了，他的话越来越短。于是尼桑尔也不说话了。

最后的一道点心上桌，这顿不愉快的晚餐终于结束了。

放下刀具，他们还没来得及离席。我当着他们面前，亲口对安德烈说：“今天晚上，你到我房间里来。”

安德烈对我扬起一个笑容，拉住了尼桑尔的手。

晚上，我志得意满地在书房写信，留音机在一旁低低旋出舒缓的乐曲。管家敲门进来，我低着头听他禀报，直到他告诉我安德烈的脚崴了。

留音机恰好颤颤巍巍旋到终章，呲呲几节杂音，停下不动了。

我冷着脸下楼去看安德烈，管家跟着我身后详细说明，西侧的楼梯仆人刚打过蜡，安德烈想要从那里下楼直接走侧门去摘花——就是那种该死的叫norita的园艺月季——夜里灯光暗，于是他滑倒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安德烈坐在小厅房的沙发上，鞋袜尽数除落的左脚搭在小皮凳上。家庭医生正在一旁的茶桌上整理药箱，一位女仆则低头蹲跪在他身侧，用包着冰块的布为他冷敷。男仆汉克则在一旁沉默地站着。

我走过去，女仆特意将包布挪开使我更好看清。为了方便，安德烈的裤腿向上卷了卷，些微露出洁白的小腿。他的脚由于经年累月不见日光，更加地白皙。脚踝处涨起的红肿就显得尤为触目，踝骨附近的肌肤都被撑圆润光滑起来，沁着水艳艳的红。我退了一步，女仆从善如流地将包布再次轻轻按在伤口处。

我注意到安德烈表面好似不动声色，但从他嘴角轻微的起伏，我知道他一定又在偷偷叼着口腔内的软肉磨牙，忍耐着疼痛。他最近些微有些血色的唇又变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