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因为图安逸而连责任与良知也不要？！”

“至于百姓能不能过太平日子，不正是看我等敢不敢为国效命吗？！”

“你们啊，也和有些文人一样，当了大官，读了书，就把良心读没了，就只想着自己爬到这一步不容易所以一味索取，而忘记自己该为社稷付出些什么了。”

徐汝诚说后，王继英满脸朱色，一时只辩解道：

“如果是剿贼平叛，我王继英可以说，绝对愿意为朝廷战死沙场！”

“但是，现在算怎么回事，就因为奸党把持朝纲，乱礼坏政，我们就要为之去战场上拼命，这事谁愿意干？！”

徐汝诚知道自己说不服王继英这种忠于旧礼的将门子弟。

因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光是说服自己接受将汉人同胞更当个人的新礼理念，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如接受自己家女眷缠足这种数百年被视为合乎礼法的事如今是不合礼法。

接受自己应该对子女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丢弃他们打杀他们才合乎新礼所倡导的仁。

接受天下所有汉人是和自己同脉同种，所以要尊重，哪怕这个汉人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奴仆、佃户、兵伍、贩夫、雇工。

这些理念，接受起来就没那么容易，践行起来就更难。

王锡爵去实践过，申时行也实践过，到最后他们虽然都接受了新礼，但也只在思想上接受。

行动上。

他们还是在用更多的金钱去维持一些还无法割舍的旧礼秩序。

他们只是开始给佃户奴仆更多在经济上的更多关怀，开始赐些节礼，而以此换来在他们面前享受高人一等之感时的心安理得，而可以美其名曰，自己是付了钱的，尊重其意愿的，人家也是愿意的，且非常高兴和愿意比自己低一等。

徐汝诚作为地主阶层的一员，也试着响应了新礼的号召，甚至可以说执行了圣旨，而他也和申时行、王锡爵等一样，只在思想上接受了新礼，觉得为了国家和社稷，的确该对自己汉人讲一下同胞感情，把他们更当个人，至少要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克削其军饷，不随意加征租子，不肆意殴打辱骂，不鄙夷。

但他不得不承认，要想在行动上完全与他们为友，对他们笑脸相迎，以礼相待，实在太难，主要是这涉及到要压制自己当人上人时的那种体面感，涉及到对欲望的压制。

所以，徐汝诚也还是在通过拿出更多金钱，来维持自己继续可以做人上人的那种心安理得。

但他知道，要想所有人都愿意用花钱的方式去维持现状，还是很难的。

毕竟不是谁都那么大方，不那么看重物质上的损失，更何况，很多人早就把旧礼里那种德高望重的人就该为人上人的观念视为至理，而不觉得自己不对。

故而，徐汝诚没再说什么，他知道处理这种矛盾，就只能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

他选择了顺应新礼这种时势，就成为了新礼的维护者，而能做的，就只有肉体消灭这些不顺应新礼的人，且也在新礼的评价体系里否定这些人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