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中行所推崇的则是纲常伦理等礼制当严守，重视礼治大于法治，与余有丁不同。

余有丁是觉得现有礼治不适合国家，而欲建新礼，即新的国家价值观，而为大明对外扩张如据倭国土地和驻军朝鲜、乃至派驻官员等找到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吴中行则纯粹是倡导守旧礼，并借此反对改革，抨击新政。

毕竟改革是革了他这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当然，吴中行倒是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

他就觉得当下百官乃至士林互相攻讦，乃至人人败坏纲常，就是因为轻礼重利，连他的恩师张居正也为权力不惜废礼改制，使满朝皆不谈义礼之事，尽谈利弊，以致于国策皆是为夺利而设。

“当下苛政泛滥，礼废纲乱，所行之急务，就在于尽废苛政，而重建伦理纲常，国不可不崇礼，民不可不守纲常。”

“首先当废者就是考成，非礼待国士而养才之德。”

“其次就复优免条例，不以利扰祖宗养士之制。”

“最后当弃穷兵黩武之政，循不征倭国祖制，而将驻倭之官兵撤回，以节财帑，如此，则也不会因恢复优免养士之制而使国家寅吃卯粮，不能防御九边。”

吴中行这时就在书院内，对时下民间热议的是该尽废新政还是只废新政一部分的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张居正去世后，地方官僚主动放宽监管，也就使得借讲学议政之风再次盛行起来，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讲学。

当然，这本身就难以遏制。

因为这个时代也没有录音设备，这些人也不会将议论的东西留于纸张上，而厂卫也难以天天盯着一批没什么具体威胁的士子和流放官员。

所以，吴中行等人也就能继续抨击时政。

“公可能还不知道，今年秋天，上已于国子监下旨在翰林院为江陵设馆，从张蒲州之请，令其配享太庙！”

这时，士子覃鸿志这时对吴中行说了起来。

吴中行则当即沉下脸来：“吾已知道！蒲州可谓小人也，至于陛下，本该垂拱，怎能亲自下场为乱礼权奸说话，想必是受朝中张党余孽唆使，而欺天子不知根底！”

“不过，兴明书院是应当废的，在内廷的张党余孽也不知道怎么挑唆的天子，竟自设书院，如此到底谁才是天子门生？”

“岂不是在故意令天子结私党，而使天子不能持正？”

“这无疑也是乱纲常！”

吴中行说道。

“怎么连这个也要废掉？”

“先生此言，吾不同意！”

也来蓟州听讲的士子叶向高这时站了起来，回了一句，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