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议后，覆本曰，建议可先只蠲免一半，收上来的一半以做赏于倭患中立功官吏与民壮的银子，以激励民众为不缴丁银而积极于警备倭患之事。

朱翊钧看了后，也没说什么，只依旧让司礼监把户部的议覆本下发内阁。

内阁再次票拟曰可行。

朱翊钧这才让司礼监批红，进而形成圣旨。

整个过程，朱翊钧这个皇帝是不用自己亲自去做具体的批复意见的，只负责要不要让这道最终由内阁草定好的批复意见最终形成圣旨。

这算是极大减少了朱翊钧的工作量，也让一项朝政的处理，显得更加合理与具有更加实际的作用。

不只是叶时新的奏疏如此。

整个征倭的战争也没有由朱翊钧亲自下场去做具体的事，在他早就准予了枢密院请求征讨倭国的题请后，以枢密院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就开始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征讨倭国的事。

早在万历八年，枢密院就请旨给吴惟忠能可以便宜同朝鲜官府接触，而征调朝鲜民力、物力的权力。

而最终在政事堂廷议后，朱翊钧就于该年三月下旨，让吴惟忠以都督佥事兼右佥都御史身份，任宣抚朝鲜军民使事、镇守朝鲜总兵官，简称为朝鲜宣抚使兼朝鲜总兵官。

而吴惟忠的官衔里面，有一个右佥都御史属于文职，为的是便于吴惟忠在朝鲜管理驻军地的民政，且有直接弹劾朝鲜藩臣的权力，以促使朝鲜藩国更能配合征倭之事。

这也算是让大明再次出现了武将挂文职的情况。

本来这只有明初才出现过的情况，如今再次出现，也算是再让大明文武之间真的再趋于文武相制，而不是土木堡以来的以文制武。

当然，朱翊钧的执政公卿们愿意这样加大武臣权力，也只是因为吴惟忠是在外藩做事，属于情况特殊，所以才愿意这样做，同时也跟眼下的执政公卿皆以张居正、方逢时这些改革派文官为主，他们对武臣的芥蒂之心本就没那重有关。

因为他们更注重培养武臣、强大国家武德，而不是为限制武臣而不惜牺牲国家武德。

除此之外，戚继光也在万历九年结束总理蓟辽的官职，升任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兼枢密副使、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经略朝日诸军务，成为对倭作战的统帅，且于该年去了釜山，在釜山设了自己的经略衙门。

为尽大可能的让对倭作战取得胜利，朱翊钧和他的执政公卿们的确也是做出了最开明的决定，让戚继光直接任统帅，且兼了文职，没派一个高级文官去做统帅，而掣肘征倭事宜。

毕竟，如今的大明文官里，熟悉对倭作战的督抚级文官也早就没有多少，胡宗宪、王忬、谭纶等已作古。

所以，朱翊钧和他的大臣张居正、方逢时等，也就直接让戚继光亲自挂帅。

如同历史上张居正、谭纶直接让戚继光总理蓟辽诸镇总兵一样。

不过，大明朝廷倒也不是没派文官参与对倭作战，兵科左给事中宋应昌此时就因奉旨巡军赞画来到了釜山，算是既接受历练，也替朝廷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