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又近闻不令士绅生员议政，否则便将罢黜为民，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广纳良言之心未纯也！”

“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误宋，陛下不可不深戒也……”

张居正一边看着傅以祯的奏疏一边在心中默念着，一边双手颤抖起来。

朱翊钧则见此言道：“傅以祯这道初本一上来，朕就没让人送到内阁，而是让司礼监留中，于今日来与先生聊聊此中内容。这傅以祯明显是把朕与先生都骂了，且是明骂朕，而暗讽先生为王安石。”

朱翊钧知道，在近代以前，北宋灭亡以后，王安石在天下人眼里就一直是奸臣的形象。

因为从南宋开始，士大夫们就把导致靖康之难的锅安在了王安石身上。

而且到现在也还是有这种观点存在的。

甚至不少。

因为明面上的确看上去是北宋王安石的改革加剧了党争，而且又是新党在北宋末年把持朝堂，加上士大夫以保守派为主，尤其是在理学大兴后很是抵触改革也就主观地把王安石逐渐贬斥为奸臣，而都选择性的忽视了徽钦二帝的责任与北宋末年为相的蔡京到底是谁提拔等事。

但无论如何，在如今的大明，说谁是王安石就是在骂谁。

也由此可见，在古代华夏敢于改革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一不小心就要遗臭万年。

所以要在古代改革得需要很大的魄力。

或许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看来，还不如坐等底层人革命或外族入侵，然后改朝换代，而自己这些人作为精英依旧会被重用，而不应该选择去为积重难返的王朝治疗。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承认，张居正敢站出来改制，的确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

只是官僚集团并不会领他们的情。

尽管，张居正相比于一些更激进的改革者已经温和许多，还在希冀整个官僚集团能明白他的苦心，能愿意同他一起改制。

虽然大明官僚中还心存社稷苍生、受儒家传统社会责任感驱使且还愿意去担负这份责任感的部分士大夫会领他的情。

但这不代表整个官僚集团会领他的情。

这和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改革一样，真正愿意配合其改革的也不过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不过是见风使舵的。

话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