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整，广播响起万年不变的歌曲《东方红》。

似乎火车上面，早七点固定播放《东方红》，去陕西的火车上面也是这样。

天边的云朵红了，晨曦初现，挥洒在车窗上，绚丽多彩又变幻莫测。

杨思情坐在晨曦中吃完早点，从竹篓里抱出三花，放在并拢的大腿上，一边抚摸它，一边喂它吃专门给它留的早点边角料。

国家穷困时期，交通工具上没有那么多穷讲究。

绿皮火车不用像未来的动车那样办理托运手续就可以带各种家禽上来，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老百姓。

杨思情捏一小块花卷，放在三花嘴边，俯首低眉，哄婴儿般小小声地哄它吃东西。

它才六个月大，仍属于幼猫。

三花闻也不闻杨思情喂它吃的东西，一反平日的娴静，尾巴的毛全部炸开，夹在屁股底下，伏着身躯嘶哑地低鸣，而它低鸣的对象是对面软座上被报纸挡住脸的男人。

杨思情奇怪三花的反常，看一眼对座看不见脸的男人。

眼睛回到三花身上，轻轻抚摸它溜光水滑的毛发，安抚它的害怕和焦虑不安，她把三花的反常归结为“坐火车出远门适应不良综合症”。

想着给它吃条它喜欢吃的小鱼干，应该能缓和些它对陌生环境产生的焦虑不安。

一只手抚摸着它，另一只手伸进布包掏小鱼干。

岂料三花突然暴走，后腿一蹬她的大腿，身体弹射出去，扑向对座男人挡住脸的报纸。

杨思情低低惊叫一声“哎呀”，条件反射地伸出手臂，倾身去抓三花。

男人的报纸被猫撞破，露出后面的庐山真面目。

晨曦像舞台上的一束高光，打在他的脸上，将他的脸照得如梦似幻，和杨思情记忆深处的某张脸完美重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