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老妇人笑叹:“住房子要交屋钱、做饭要交盐钱、耕田要交农具钱,钱、钱、钱!”
“还要用供应军队的名目收什么,鞋钱、牛皮钱、蒿钱。”一个老头儿补充道,“现在倒是不用每家每户都出男丁去服兵役了,只要出钱出粮养活军队,让他们服兵役、徭役。可那些个当兵的呀,不是饥民、流民,就是犯过事的街溜子,入了伍便捧起了‘铁饭碗’,偷懒耍滑、有恃无恐,反倒让咱们这些顺民累死累活地养着他们,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啊?”
大周跟宋朝有同样的问题,冗兵、冗官、冗费。
禁军有一百万人,平时大部分拱卫京师、镇守诸要地,战时是部队的主力,通常来说都是精锐。
厢军有六十万人,分给诸州役使,开荒、种田、修工事、打杂什么都做,素质参差不齐,平时也不怎么训练,主要负责安置流民、维持治安,常被指责为“不任战而耗衣食”,老百姓不喜欢他们很正常。但这笔买卖对朝廷来说却是再划算也没有了,毕竟杂牌军的薪俸比正规军低了许多。
周不渡不想谈论太多无力改变的事,无奈地笑了笑:“话说回来,除了少数军官能享福,小兵们干的都是脏活、累活,若非身无长物,谁又愿意去当兵?说到底,大家都是小老百姓。”
那老头也乐了:“小公子这话新鲜,但也有些道理。咱们骂来骂去,闹得一肚子火气,该交的税还不是一分都不能少。真闹得不可开交了,当官的只消出来评一评理,让泥腿子少交两年税、兵伢子多挨几年饿,他们自己个儿该吃吃、该喝喝,一点儿都不耽误。”
众人纷纷附和:“哪儿有什么青天大老爷?条条蛇都咬人!咱们呐,好好种地,拜拜何大善人,求个丰收就心满意足了。”
老百姓总盼望着会有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主持公道,相信只要把贪官污吏整治了世界就光明了。
然而,在这个时代,官与民说到底是官僚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编造出“清官整治贪官”的故事,不过是为了用“清”与“贪”的对立掩盖阶级矛盾。
这不单单维护了当官的,毕竟皇帝就是最大的官、最大的地主,一声“青天大老爷”把所有人的思都维禁锢在“皇帝没错、错的是少数贪官”的叙事框架里,到最后,就算是梁山好汉,也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种环境里,只意识到“条条蛇都咬人”还远远不够,但多少算是一点小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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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止观的眼神有了变化,朦胧地意识到了什么,但不多,也琢磨不透,只是觉得,周不渡跟别人不一样。
一番思量,他算出了最后的数字:“两税十取其一,免除兵役、劳役、徭役又要五取其一,再加上买种子、肥料的钱二十取其三,置办一件衣裳花费五百文,壮者日食两升、幼者日食一升,林林总总,一年的开销至少五十三贯钱。最后就剩下二十二贯,平摊下来,一个人不过三千五百二十文。”
一个人一天能吃一两升饭,这并没有夸大,毕竟,现在的人没条件每天吃肉,只能多多补充碳水。
“这可真是……”周不渡不知该怎么说,“大哥的算术真厉害。”
他有些好奇,之前跟不少乡亲聊过,像李止观这样算术做得又快又准的人实在罕见。
有人便告诉他:“这伢子打小就聪明。你们不知道吧?他爹不单是里正,还是咱们村唯一的教书先生。”
李止观不好意思地笑,摇摇头,说:“我也就只能帮大家伙儿算算税款,免得交多了。这两位年轻人才是不同寻常,世上有几个公子哥儿愿意听咱们种地的吐苦水?”
老人们纷纷附和。
周不渡却只是摇头,心里唏嘘不已。
拥有二十亩地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才三千五百文铜钱,按购买力换算,这个数字跟后世的绝对贫困标准相差无几,但现在至少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没能达到这个标准线。
乡村下户们但凡生了大病要治疗、死了人要办葬礼,一年就白干了,根本病不起、死不起,何谈读书改变命运?
而在众多朝廷官员里,级别最高的枢密使、节度使之类的,仅月俸就有四百贯,还有职田二十顷、每月两百石粟米、一百个随从的衣服粮食等等。级别最低的下显佐官,如主簿之流,月俸也有六贯钱、职田三顷,每月三石粟米。
贫富差距太悬殊了。
花将近两千贯钱买一座破庙,确实离谱。要不是挖到了破钱山里从商朝攒下来的金山银山,周不渡得从现在开始种地,不眠不休地干上四百多年才能买得起伏龙寺,这还没把超高的通货膨胀率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