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菊与其他村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叶家的公司工作，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在食品厂上班，可以说他们家跟食品厂没有一毛钱的利益关系。平时也很看不惯村里把食品厂的那些人捧的那么高。

她嫌这些人在村里趾高气扬，像主子似的。

但这些话她是不能跟村里人说的。村里很多人都在食品厂工作，对食品厂是十分维护的。如果听见有人说食品厂的坏话，搞不好还会跑去告密。

刘安菊就亲眼看见过食品厂的保安来村子里打人，理由是“这小子好吃懒做不爱干活，还抱怨工资待遇不公平，在外抹黑食品厂的形象”。

这种事发生过几次。这之后，村里就没人会在背后嘀咕食品厂的闲话了。不过却多了一种村里人互相监视的古怪气氛。

大家其实都烦这个，但又没办法。还有人跑到刘安菊面前泛酸，说些“你有福气呀，儿子都在市里工作，惹不上这些麻烦”之类的废话。刘安菊就干脆把家里的几亩地让给别人种，自己搬到海州市跟着儿子一起住了。

叶连江听她讲故事，心里颇觉不可思议，“保安就这么大模大样的进村子里来打人？没人拦着吗？我听说你们村子很抱团啊。”

刘安菊举着一个绷子在做十字绣，听见抱团两个字嗤笑一声，“听见有人说食品厂的坏话，他们就合起伙儿来收拾人家……这还不叫抱团？”

叶连江琢磨着，这么做就是不想让附近的村子里传食品厂的闲话，因为这些闲话有可能传着传着就传远了，或者传到什么有心人的耳朵里去。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食品厂确实是有问题的。

“以前也有人到村里打听，不过大家都不敢说。”刘安菊压低了声音说：“其实我觉得厂子大半夜的运货就挺可疑。”

叶连江精神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