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不进她的调侃，连忙拆开信封，上头字迹熟悉，连句末习惯的小墨点都如出一辙：

[小舒：

不知此信可于节前抵达否？若你尚为我忧，请勿忧思。我一切安好，万事努力，为彼此将来筹划经营。

冬寒夏暑，请顾念身体。

思卿成陟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

看完这短短几行字，我不知心里悲喜。梁冯笑骂：“怎么？有了信还更难过了？”

我默默将信叠好，轻声说：“或许吧。”

1944年未半，长沙城气氛忽然凝重。

那时接连的各线战况盘旋在千家万户，其中一条与市民息息相关的，便是日军第四次进攻的前兆。

经过前三次战役，长沙似乎从容了许多，可不仅城市从容，军队也松懈了。没有人知道一场战役的结果，但他们好像胸有成竹，就连平民撤离的指令都未即时下达。

6月初，那个长沙人民最放心的岳麓山，沦陷了。

广播里关于战争的一切忽然又有了实感，它说东边打响，东边炮火连天；它说西边轰炸，西边烽烟遍地。

在城中心都能感受到的动荡中，舅妈决定举家搬离。

我们在动乱中重逢了赵有年。他提着皮箱，与离开时打扮相同，不同的是，他鼻子下留了些许胡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