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从西昌到成都搭车倒是真的，但你知道她怎么搭得车么？跟人睡觉换汽油费。她家本来是西昌县城开烧烤摊的，她十三岁的时候有人在烧烤摊上打架，她爸去劝架，被打残了，她妈跟人跑了，那个时候起她就开始卖……”

“严行，”我打断他，攥着手机的手在微微打颤，“她说，她是来找你的。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严行忽然沉默了。

“她爸被打残了，她妈跟人跑了，她……其实比我强，你知道吗，”我感到喉咙发哽，滞重得几乎开不了口，“我爸也是被人打残的……我托累着他和我妈，一直拖累到现在。”

我挂了电话。

2003年，我爸是一个货车司机。他喝醉的时候偶尔会说起那时候的事，他说做货车司机很累，但只要肯出力气，钱还是好赚的。

在2003年的一个下小雪的冬夜，他开着货车，在一条小路上和一辆私家车发生剐蹭。私家车上下来三个男人，把他拖拽到野地里，发疯般殴打了三个小时，然后他们开车扬长而去，不知所踪。

我爸被打得奄奄一息，早晨被过往的人发现时，身上涌出的血都凝固了。

这之后，他就一直坐在轮椅上，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糖尿病，肾结石……大大小小的病都出来了。

严行那样的家庭，是不会让他有机会体验什么叫“贫穷”的——如果可以，谁愿意一顿饭吃五块钱，谁又愿意用身体付汽油费？

严行不会理解一个女孩子的尊严竟然会抵不过一张几百块钱的软卧火车票，正如他大概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失望至极地挂了他的电话。

没错，失望至极。我的失望，一部分源于严行的冷漠和尖利——尽管我知道这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感同身受”，没有人能完全体会别人的痛苦，但我还是十分幼稚地认为，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地去理解和同情；更多的，则源于自己的期盼的落空。虽然我早就明白严行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他发着烧抱紧我的时候，我还是有过那么一丝丝、一丝丝的动摇，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很好很亲密的朋友，也许在这所大学里，严行可以成为定位张一回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