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他回去的路上，我在心里打好了腹稿，笑着跟他说：“樊老师，好多学员想跟你的研修班，您真不打算考虑一下？”

樊东方正摆弄着杂物箱里的碟片选想听的音乐，闻言漫不经心的说：“我说过我的原则。”

“原则也是可以打破的。”我斜睨着他，飞了一个脉脉含情的媚眼，“要不要试一下？”

然而，樊东方并不吃这一套，丝毫不留情面地拒绝我：“不必了，我不是色令智昏的昏君。”

我打了转向灯，变换车道，笑他：“不解风情。”

“你可以风情一下，看我会不会解。”樊东方隐晦地耍完流氓，从我身上收回了如有实质的视线，慢悠悠地提醒我，“先不去医院，送我回家换套衣服。”

“得亏你遇着的是我，不然像你这么会谈恋爱，指定得注孤生。”我重新变回了原来的车道，往他公寓开，笑着揶揄他，“出征医院还得披特定战袍是怎么着？”

樊东方抬起胳膊晃了一下：“这身战袍不是我的风格，穿到医院去恐怕会被樊院长垂询。”

樊东方主动提及了他的父亲，言语间颇有避讳樊院长之意，我一时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趁机跟他探讨一下家庭阻力问题，毕竟纵观他的表现，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意在人前跟我保持着距离，尤其是在乐城市中心医院的时候。

我犹豫着，就失去了问他的冲动，与此同时也没了继续撩他的兴致，安安静静地把他送回了他的公寓。

接下来的日子依然如旧，并没有因为樊东方的这一次破例发生任何变化。

我和他仿佛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有一个三月之约，我们私下里的亲昵超越了界限，我们会像每一对情侣那样约会，但是细究起来我们的关系依然是老师和学生、老板和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