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受天津开海通商的影响，这山东治下的登莱两府，发展可谓是日益强劲，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更是迅猛至极啊。

如果他能将衍圣公府一案妥善解决，那就能得到大批的人心，关键是牵扯到的群体，必然会查抄很多钱粮吧。

倘若国朝得到这笔钱财，骆指挥使觉得陛下在解决此事后，见到袁可立的不易，是否会调拨一批粮饷，以支持其在山东做的事情？”

骆养性沉默了。

对天津的改变，对登莱的改变，他是清楚的，甚至骆家在这些地方，那都是有着相应产业的。

天津开海通商是从崇祯三年开始的，期间闹出的事情很多，风波不断，可却没人能影响到开海之势。

这背后都是崇祯皇帝的绝对支持。

何况天津开海以来，随着欧罗巴各国海商增多，不管是民间的海贸规模，还是征收的海关税，都是累月递增的。

一月一个变化，这对天津来讲真不算什么。

仅仅是丝绸、茶叶、瓷器的吸引力，对欧罗巴各国海商而言，都是极大的，能够停靠到大明近海区域，能够大批次进行采买，能够带着本国的货物，这对走私海贸的冲击可谓是很大的。

天津开海通商的繁荣，也让天津出现买办阶层，他们受雇于欧罗巴各国海商，帮着衔接好各项贸易往来，推销欧罗巴各国的商品。

这也是争议最大的地方。

可是别管争议怎样大，朝野间舆情怎样，崇祯皇帝都没有在开海通商一事上，有丝毫退让和妥协。

朝廷不能有效管控不了江南诸省，所征税收存在极大问题，特别是涉及海贸的，就算在江南诸省开了，也收不了任何海贸银子。

现在天津发展起来了，牵扯到的层面不断增多，这等大好势头之下，崇祯皇帝怎可能自断跟脚。

“登莱发展的好，就能影响到山东。”

周延儒神情感慨道：“山东发展的好，就能促成北直隶的发展，而这最终都将汇聚到天津，所以很多事情，并非是表面所看的那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