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便没再转动门把手，筱满在门后又等了会儿，张学友的歌声渐远，外头的灯关了，门也关上了，他松了口气，回到了柜子前，把撬开的锁一个一个重新锁上。锁到那存放“抑郁症”相关病例的一只柜时，他怔了怔，回过神来时，手里已经拿着一份病患资料了。

这份资料属于一个叫“筱满”的患者，翻过一页患者的基本信息后，即是一篇标题为《关于抑郁症对创伤性后遗症的影响以及后续干预治疗的会议讨论》的文章，筱满粗略扫看了几行，文章里没有提到“筱满”的名字，只是用“患者”来称呼这篇文章里研究的一个病例。

文章中提及，这位患者因为创伤性后遗症入院治疗，但在治疗的过程中，主治医生逐渐发觉，患者在创伤性后遗症之前就有抑郁和自残的倾向。这种自残并不完全呈现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方面，更多的是发生在心理层面，对“自我意识”的一种摧残，文章中为此举例，写道：

患者在诊疗初期，提及自己青春期时的一段遭遇时，他说道（此处引用患者原话）：“我妈发现了我可能喜欢男的，就是发现了一些杂志之类的，还看了我的电脑，我的电脑有密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猜出来的，她就来问我，我当时其实心里还挺庆幸的，是她发现了，不用我主动说，只需要她问我的时候，我点头就是了，挺轻松的，说真的你要我亲口告诉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说。她就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她是个脾气很硬的人，抓了扫帚就来打我，我就从家里跑了，正好那时候认识一群朋友要去北京，我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我回家，我在外地看到新闻，说某某地方的一名缉毒干警在云南山区缉毒死了，死得多惨多惨，死后被人分尸扔在云南当地一个派出所门口，我很害怕，我想，不会是我爸吧？我又想，自我安慰地想，他在外头那么多年都没事，不可能这次出事吧？我就回了青市，回了家。

家里挂上了我爸的遗像。

我妈和我说，你从家里跑了之后，我就给你爸打电话了，问他，这事情要怎么处理，问他，这儿子还要不要了，问他，他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了。隔天，我爸出任务，死了。

我怪我妈，我说，你干吗非得和他打这个电话，你不知道他每天神经多紧绷，他干的事情多危险，你和他提这个，你不是故意要分他的心，要他的命吗？她就扎了自己一刀，她说，我也死了，你就满意了是吧？我不该那么和她说话的，可是我不怪她，那不就是我的错了吗？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就是喜欢推卸责任，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喜欢肩上有重担，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只风筝，能飞很高很高，但是也有一根线连着地上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当警察，警察的责任太大了，真的，小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踢球，踢碎了教室的玻璃窗，我是第一个跑的，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当警察？

是我的错……

文章还写道：

青春期时的这段家庭变故使得患者对同性恋的身份讳莫如深，患者认为，公开，或者说，承认同性恋身份间接导致了挚亲的离世，导致了家庭关系破裂，同性恋身份因此与“死亡”和“失败”挂上了钩。与此同时，患者开始习惯性地将与人相处时的不顺利，或者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和谐导致的关系破裂怪罪到自己身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在人前“表演”“粉饰”自己的行为的习惯，在这样的性格转变和性压抑的双重作用下，患者将心中的真实情绪越埋越深，自我意识在精神层面上被患者有意识地放逐了，患者内心极度渴望被理解，极度渴望解开套在自我意识上的束缚。在描述一起成年后的情感经历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经常觉得自己像一艘小船，在无际的海上无尽地漂流，一度，我以为我找到了我的锚，找到了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

筱满擦了把脸，往后翻了好几页，一目十行继续看着：

“……创伤性后遗症在抑郁症的双重作用下，导致患者拒绝进食，食物对他来说象征着外部世界，他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使他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的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在初次入院三个月后，掌握了护士，医生，巡逻保安的作息时间，利用安保漏洞逃出了医院。”

“患者出现了妄想症的症状。”

“……在药物辅助之下，患者表示幻觉消失了，这里要注意后续观察患者是否说谎，根据此前经验，患者对治疗过程并不十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