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连他都出面反对的话，那之前在朝中愈演愈烈的‘主战’与‘主和’之隙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陆辞在这封奏章之中，既未使用华丽辞藻，也未曾引经据典，只以最平实的文字，将不宜城水洛的六大缘由列得明明白白。

“今朝廷与宗珂合盟，讨伐元昊未半，而差役频繁，已生民嗟，贸然增筑城堡、吸纳盟势之民，颇为未便……秦风泾原二路，城楼林立，寨堡互援不难，无需锦上添花……正兵吃紧，宜重守御……”

他虽未直言郑戩的纸上谈兵、亦未曾指责其急功近利，但在明晰有力的诸多证据前，结论已是一目了然了。

然而在阐明厉害后，陆辞却话锋一转，反复强调‘水洛城若已启建，绝不宜半途而止。’

对于朝廷轻易听信郑戩之言，做出‘城水洛’的决议，陆辞纵然无奈，却也愿予以体谅。

毕竟不论是赵祯还是其他宰执大臣们，皆身在京师多年，绝大多数不曾身涉陕西地带，更遑论了解此时的特殊形势了。

会被郑戩那美好的愿景式分析蛊惑，急于拍板决定，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本该清楚此路情形、却急于立功、而刻意疏忽隐患的郑戩有多可恶，姑且不提。

跟急修水洛城、让本就不堪重负的民情雪上加霜、略微搅乱战局相比，陆辞还是认为，倘若贸然让朝廷撤回决定、中止修建水洛所能带来的潜在危害，要更严重。

比轻率拍板决策更能贻害根基的，自然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不仅让正处于精神紧绷时期的将士们迷茫而不知所措，更是极大地损害了朝廷威信，叫百姓们对前后矛盾的诏令满怀质疑，也让甫一得到希望、又眼睁睁地看着它破灭的蕃民大为不满。

换言之，郑戩已以城水洛为诱饵、招抚了数家生民大户，此事可谓势在必行——往好处想，现城水洛，虽是弊大于利，倒也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为避免相似的‘建寨立城’之请层出不穷，对郑戩职权的变更与安置，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前有种世衡，后有郑戩，若是让其他边城官员错误地读出‘筑城即得嘉奖’的信号，那本就吃紧的财政便将急剧崩塌，朝廷也将烦不胜烦。

即使陆辞写得含蓄，对有意误导了自己的郑戩已是一肚子火的赵祯，也不可能毫无反应。

他也清楚，为避免此事影响宋蕃亲睦，当尽快派遣使者，向唃厮啰做出日后对夏战果瓜分上些许让步的承诺，作为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