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跟高丽的交往：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这二百零三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六十七次，宋朝正式遣去高丽也有三十四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显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忠烈王四年，1278），这二百六十六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一百三十次，人数有五千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典籍交流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汉籍就广为传播。

2.高丽使节买书：

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则先后把许多重要典籍赠与高丽。双方还把书籍与作“贡”、“赐”的一种文化精品来对待。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入宋朝贡的使人曾往国子监买书。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秘密渠道所得的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3.留学生

中国与高丽自古交往甚密，人才交流众多，史不胜记。据不完全统计，自高丽朝太祖时起，至南宋孝宗以前，中国文人（包括有功名的进士等）、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高丽朝做官或安家立业有十六人次，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也有十八人次。例如，后梁贞明五年（919，高丽太祖二年）九月，后梁龙德三年（923，高丽太祖六年）六月，先后有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朴岩投归高丽。后周显德三年（956，高丽光宗七年），原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随周册封使薛文遇到高丽，以病留。光宗“爱其才”，表请后周准予留在高丽，擢为翰林学士，不到一年便授以文柄，知贡举。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主要是高丽朝所派的留学生。例如，高丽景宗元年（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派遣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次年（977），行成擢进士第，授以官，在宋累官至殿中丞。高丽成宗曾来表要求放还本国，行成不愿归国。宋太宗淳化初年通判安州，死于任所。行成有二子：宗敏、宗讷。宋廷给其子宗敏补官太庙斋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又有高丽人康戬参加宋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康戬是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曾与契丹打仗。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戬随高丽宾贡入宋肄业国学，即于此年（980）登进士第，在宋做官，至工部郎中。

4. 关于高丽忌惮辽国而不与北宋来往：

义天（1055—1101）俗名王煦，字义天，因避宋哲宗赵煦之讳，以字行。他是高丽朝文宗（王徽）第四子。文宗在世时，义天要求入宋学法，文宗不许。宣宗（王运，义天之兄）即位元年（1084），义天又多次诚请入宋。因当时中国北方有强大的辽朝（或称北朝）存在，高丽唯恐得罪于辽，故群臣议论，“极言不可”，始终未能获准访宋。义天遂予宣宗二年四月庚午（宋元丰八年四月初七，公元1085年5月3日）夜，留书上宣宗及仁睿太后，潜与门徒寿介等人微服至贞州，随宋商林宁船离开高丽。其所乘船，到山东密州板桥镇登陆，再由陆入汴京。

（以上皆出自《两宋文化史》）

第三百一十八章

高丽使节金悌等人的表现，自是与陆辞那颇为久远的记忆中的包公电视剧里的嚣张跋扈、颐指气使、动堪要不可一世地同宋臣进行‘比试’的作态，半点沾不上干系。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方恭恭敬敬，一方客客气气，宴席上全无剑拔弩张，而是一派和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