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洪水蔓延，他亲自设计了一套抗洪工程，设计水平极为专业高超。

只要数千人就能实现：“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

这在滔天洪水中简直如同神技。

不过难点在于，完成这项抗洪工程，需要数千人。

受制于大宋强干弱枝的国策政策，地方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徐州几乎都没有独立抗灾能力。

绝境之下，苏轼连夜划着一条小船，紧急赶往禁军武卫营营地，请求禁军派兵抗洪。

但要知道，大宋对对军权抓得极严，禁军只受皇帝直接指挥，没有皇帝给枢密院下旨调兵，任何人，包括殿前司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司、步军司都指挥使都没有权力私自调兵，苏轼这个地方知州更无权征调军队。

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铁律，敢犯此制者，唯有剑耳！

但苏轼不顾生死安危，在武卫营中声嘶力竭，声情并茂地请禁军将士们出兵抗洪。

终于，武卫营被苏轼不顾个人安危的热忱之心感动，全军将士慷慨激昂地表示:

“太守尤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于是这次黄河泛滥，也是在军队效命中，守卫了方一安宁，挡住了水患泛滥，实现了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在这个封建时代，一位地方文臣，能够成功指挥军队抗洪抢险，造福百姓，堪称是一件远超时代的壮举。

也正是因为有苏轼开先河，赵桓下令宋军不计代价，必须堵住黄河决堤，才在朝廷中十分顺利的通过，没有引起任何物议。

大宋或许曾经因为重文轻武轻贱了禁军，但禁军中忠贞热忱的将士却一直在全力守卫着这个国家。所以才会在国难时涌现出岳飞、韩世忠这种忠肝义胆，尽忠报国的将士。

不过，苏轼虽然在地方治水大获成功，不论治理徐州还是治理杭州都彻底解决了当地的水患，但其在朝廷的影响相对有限。

反而是苏辙曾经担任左相，曾经完整的规划过黄河治理，影响更加被如今的朝臣所重视。

梅执礼说道：“在回河之争中，我朝曾三次改易黄河流向，因为政治、经济以及党派之争，黄河走东流还是北流争执长达百年。主要是朝廷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愿。高太后理政期间，支持文彦博等人提议，尽闭北流，强逼黄河走东流。左相苏辙便曾激烈反对，并提出一套整治方案。回河之争结束，高太后一系东流决堤，证明还是苏辙的方案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