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齐天将齐远山找来，让他从黑山矿场将两年前俘虏的西班牙神父进行一番“教育”，使他对某些天主教信条进行修改，以符合汉洲习俗和政治法律规范，并顺带以天主教神父的名义，对王徵有些执念的家庭道德观，进行一番“有意义”地重新解读。

汉洲建制已近三年多，除了大部分民众为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移民外，还有一些“外来”人口，日本人和来自柔佛、马打兰的妇人，自然很容易归化和驯服。但还有一部分来自巴达维亚和呂宋招揽和掳掠而来的欧洲人，可能就有些麻烦。

这些欧洲人可都是信仰基督的，虽然有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分，但毕竟心里都住着同一个上帝。同时，这部分欧洲人还大多数是汉洲比较稀缺的技术人才，分布在冶炼、钢铁、军工和造船等行业，就连水师舰船上都拥有不小的数量。

宗教本质上是人对超越于自然界与人自身的事物崇拜和遵从。宗教相信世界存在超越物质世界万物的神明，并且神明是与人一样具有意识、情感等生命特质，能够与人的生命相通。宗教对于其信徒来说，绝非是一堆教训和理论这么简单，不应简单的将其理解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意识。

远离家乡数万里，心中总得有一个心理寄托，但在汉洲是没有教堂和神父（或者牧师）的。因而，有些虔诚的信徒，会在家中自行祈祷和弥撒，以慰藉内心的彷徨和无助。

作为汉洲的统治阶级，信奉的自然是万物皆在掌控之中的理念。而且，任何宗教，都必须选择政治正确，即，可以辅助和迎合汉洲统治阶级的治理和教化。

宗教有让宗教信仰者行动的能力，如果一个宗教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无疑能使宗教信仰者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它可以使人断恶修善，惩恶扬善。但是，一个宗教宣扬不利于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思想，那么宗教信仰者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中华文明就被认为是缺乏宗教基因的文明，宗教一直不占主流意识。实际上，在中国的帝王术上，宗教是手段不是目的，孔子就说过“神道设教“，意思是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去，只要把握好限度就行了。

在中国历代，王权一直处于绝对至上的地位，而宗教则只是世俗王权的附庸。因为，中国的宗教并不是一种脱离政治权力的存在，经常受到世俗王权的制约和限制，甚至宗教想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社会上的认可度，都需要借助王权的支持，在得到相应的地位后，宗教还需要对世俗王权服务。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是世俗的绝对统治者，还是天赋神权的代表。在中国古代，君王既是政权上的统治者，号称人间帝王；更是神权在人间的延伸，号称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讲的就是天子执政，可观天命。周天子也被称为是“受命于天“，还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点。在这样的封建君主专制下，宗教的权利不可能超越君权。甚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宗教——佛教、道教，也没能避免一直被世俗王权“又打又拉“的命运。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是它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王权政治“磨合“的一个过程。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所秉持的“削发““不事嫁娶生养“等原则，和中国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观念有冲突。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佛教秉持着改革和会通融合的态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王权政治“磨合“的过程，也是佛教道德化、世俗化的开始。

从而，在中国历代发生佛教教徒不敬王权时，最后都会以“实助王化“的妥协态度收场。比如，最初印度传入中国的佛经，在进行译制的时候，但凡和中国政治理念有冲突的点都会被删减或者是不译制、少译制，甚至还会增加和中国政治思想相符合的内容，佛教积极融合统治者的妥协态度，导致了佛教势力在中国的兴盛。

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地位始终都没有越过王权而存在。外传的佛教需要迎合统治者来改变教义，道教更是从始至终以统治者的喜好为尊。宗教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统治者的认可下、王权的支持下的，宗教不仅仅是王权的附庸，更要对世俗王权服务。

与中国的宗教是王权的附庸不同，西方的宗教教会甚至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甚至超越王权而存在。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是“普世原则“，在这样的教义下，基督教自成立之初就不承认国家的世俗王权。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督教教皇的权威逐渐通过法律的认可而延伸到世俗领域，直到最后成为超越世俗王权的存在，一直到了后世不再强调。

作为有效控制汉洲的治理手段，所有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必须对其的一些信条进行删改，要符合汉洲的统治需要，更要符合汉洲的公序良俗。至于想要超越或者想脱离统治权，那是更加不能允许的。

在汉洲的西洋民众，不仅你的身体是我们汉洲的，就连你思想的一部分也必须是我们汉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