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大型手术来说，手术费本身就是非常昂贵的。主动脉替换术和孙立恩之前见识过的寰枢椎替换术，肝移植术一样，都是限制等级最高的四级手术。术中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生的水平要求也极高。四院目前能进行主动脉替换术的只有心外科主任佟春来一人。

佟主任今天晚上并不值班，刚才让心外准备手术的时候，心外科的医生们已经在打电话叫人了——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医院救场的医生可不止孙立恩一人。其他的三线医生们也经常会有这种经历。

“手术的难度很大，上了手术台之后患者因为病情恶化或者其他并发症死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为李建国开辟了绿色通道，但是在佟春来赶到医院进行手术前，孙立恩还是有机会和家属进行最后沟通的。“你们的经济情况可能很困难，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手术是我们在尝试为他搏一次生的机会。主动脉夹层是很凶险的疾病，人下不来台的情况是有的。甚至换好了人工血管，但是之后因为各种并发症人没掉也是有的。如果你要继续治疗，那就一定要做好可能会人财两空的准备。”

第五十六章 谈话

似乎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了消费并获得商品的这样一种流程，因此在“医疗服务”中，患者家属往往也潜移默化的，以“消费者”和“商家”的身份来区分自己和医生们。付出了金钱，就理所应当获得满意的商品。而在医疗环境下，这个流程被代换成了“我们给医生交了钱，那就应该把病人救活治好。”

这种思维过程似乎理所应当，但现实却并不会跟着思维定式而发生变化。不管治疗费交了多少，在疾病面前，现代医疗和医生们的能力始终是有上限的。

只有把丑话说在前头，这能让患者家属更清楚的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状况有多危险。让他们有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的机会，万一之后真的手术时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人没能从台上下来，至少不至于打击太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也不得不做的措施。当患者家属过于悲伤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处于一种不怎么“理智”的状态。表现可能会多种多样，比如痛哭，比如呆滞，又比如对医生破口大骂——埋怨对方没有把自己的家人救回来，甚至可能会袭击医生。

存心医闹的那一批并不能被算入“不理智”状态中，因此暂且不论。

虽然四院现在已经普遍实施了入院安检，进入医院的所有患者以及家属都需要过一次金属扫描仪才行。但毕竟拳头也是能伤人的。

孙立恩还是先把该说的话都说在了前面，“我们医生当然想拯救患者的生命，毕竟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意义。但是人力有时尽，我们也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料到所有的情况发生。可能在手术台上，一刀下去，那根主动脉正好就破了。可能缝合完了之后，因为患者心肌状况太差，没办法成功复律。甚至有可能人从台上下来了，结果因为手术中失血过多，引发了血管内弥散性凝血——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风险。而且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风险，那就真的很难再把人救回来了。”

孙立恩的话说的很实在，“我能看得出来，您这边可能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突然一下要拿出十几二十万来做这个手术，这是非常吃力的。但是哪怕花了这个钱，人也不一定就能救下来。怎么决断，这个就得看你们家属的意愿了。”

孙立恩希不希望患者活过来？当然希望。61岁的年纪，在现代人眼中已经没有了以往“花甲之年”的那种沉重暮气。人均预期年龄已经提升到76岁的现在，61岁这个年龄真的不算太大。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如果能够更换破损的主动脉，然后定期服药并且改善生活习惯，那寿命还是可以继续延长很多的。

如果能搏一把，孙立恩还是很希望能够让李建国上手术台的。但客观现实不会因为主观意识而出现改变。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这种级别的“人财两空”。尽管绿色通道制度下，四院可以在患者家属不缴费的情况下直接开始手术，但孙立恩还是希望能够让患者家属了解清楚这其中的困难。

手术可以在不缴费的情况下进行，但这笔费用后面还是得补上的。更何况出了手术室之后，患者还需要在icu里住上好些日子。这些都得花钱。

“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李建国的儿子有些犹豫，“能不能先交一部分，然后明天我把钱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