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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义善意地半劝说半疑问:“顾总,别的不说,我只是很好奇你的动机——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一辈子都要专注于终端消费者业务呢?运营商端的,网络端的业务,你真的不想涉及?这一块的利润,没你想象的那么低。虽然你的商业资历比我深厚很多,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术业有专攻。至少在华兴通讯,我待的时间比你长三倍。你在消费电子、电脑领域确实比我懂行,但通讯这一亩三分地,真是我比你懂行。我就是看准了运营商业务的利润,才决心下海的。”

顾骜闻言轻轻一笑,伸手从桌角的雪茄盒里抽出一根,用雪茄剪剪了口子,拿喷灯点了,然后挥一挥烟雾:

“你想差了,我说看不上政府订单的收益,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单子具体能赚多少钱——我很清楚。我说不在乎,是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意做了,对我的全局国际布局,有很大的影响,也可能会扭转我的国际形象。”

任正义更加不解了:“难道你觉得做运营商业务是很丢人的事儿么?”

顾骜挥手做了个驱散的动作:“不是丢人——我问你,你要是做邮电有关部门的业务,早期你想拿下单子,你要不要给人好处?

我也不说国内了,我就假设你本事很大,未来做成了之后,打海外市场。欧美发达国家,凭你的技术,我就算你可了劲儿地狂追,我相信十年之内你是达不到欧美先进运营商的技术要求的。

所以,我假设你也就做做东南亚中等发达国家,或者准发达国家的生意。你觉得,你要拿下这些国家的运营商,你能不给好处么?”

顾骜这番话里的措辞,没有任何问题。

在80年代的语境里,中国人的官方口径,都是称呼李家坡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乃至“中高等发达国家”的。

连马来西亚,都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而泰国在90年代初被认为是准发达国家。也就印尼和菲佣这些更落后一级,实在与发达不沾边,但当时经济也比中国要好一些——这些国家,都是在98东南亚金融危机倍索罗斯黑了之后,才一落千丈的。

马来西亚更是从已经发达就此跌回发展中。

所以,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一批下海科技创业者眼里,如果自家产品要谋求出口,肯定第一目标就是主攻东南亚市场。那些都是技术比中国差、但却比中国有钱不少的存在。只要国货质量和技术水平还过得去、然后比原本占据市场的日货便宜上五倍十倍,就能抢到市场。

说句难听的,8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沪江等开放程度比较大的窗口城市,因为市民移民机会多,很多妇女想尽办法弄去马来西亚,然后说不定就倾尽所有嫁人在大马开个小卖店什么的。

当年人家可风光了,不过开了25年小卖店后,就发现国内当年那些同在沪江的、原本比她们家境更差的邻居,拆迁致富,卖套拆迁房就比你去大马奋斗25年还牛逼十倍,也不知这些当年抢着嫁给东南亚人的妇女作何感想。

扯得有点远,这里无非是说,顾骜拿东南亚市场作为出口市场的代表来举例,并没有不妥。

任正义想了想,便也中肯地回答:“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东南亚的营商环境,但也略有耳闻。在这些地方,做运营商生意、抢公家订单,不给好处……确实不太可能。怎么?顾总,你是担心做生意给人塞好处,名声不好?这没什么关系吧,咱在国内保持正气凛然就好了嘛。到了东南亚,那些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本来就是拜金堕落的,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你只是大投资人和拉来战略资源的,具体经营你完全可以推不知情,又不用您亲自去跟客户拉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