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和党卫军是完全不同的部门，派系之间甚至互有争斗，我们此时的身份是陆军高层，这个纸条如果被发现，我们的计划极可能败露。

当时我一边观察四周是否有人监视，一边故意弄掉了一把梳子到地上，趁着假装在地上寻找梳子的时候，把药片并着那张纸条塞进了嘴里。药片很苦，加上那张纸条堵住喉咙，我最开始没能直接咽下去，不得不再次把梳子弄到地上，低着头费力地把它们吞了下去。

这件事是英国间谍们的圈套，好在我们安全过关，然后白斯特才会这样信任我，在之后的几天和我交往甚密。

这一次的会议中，我们敲定了下一次接头的办法，为了避免再出现前述的令人不愉快的乌龙事件，英国人给了我们一部英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本密码，双方约定下一次接头时间地点用无线电来联络决定，白斯特上尉一路护送我们到荷兰边境。

我已经编造好了我的故事。我告诉白斯特，我曾经在党卫军为海德里希效力，但我认识到了他的残暴无情，也认为希特勒的暴政必定灭亡，我厌恶战争，于是想尽办法离开那里，来到现在的岗位上。

能够和他们合作，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努力争取来的。

白斯特对我的说辞完全没有一点怀疑，他已经完全被我所迷惑，胸中全是对我的同情和爱怜，以及救我脱离火坑的愿望。

我回到柏林，向海德里希报告接头的经过。我建议应当再继续这样的谈判，以期能去伦敦一趟，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有用的情报。

海德里希未置可否，只让我回去等待指示。

可是我等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再接到柏林方面的指示，我担心可能失去和英国人的联络，于是我径自决定先去和英国人接头。

我和英国间谍约定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咖啡店里见面，在这次会谈中，我向白斯特和史蒂芬斯解释，德国反对派迄今为止还不能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在柏林多逗留了一段时间。我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我陪同反对派领袖随他们去伦敦一趟，与英国政府的最高阶层进行具体讨论。

这个反对派领袖自然会是假扮的，我说得煞有介事，英国间谍被我说服，并说他们明天可以派交通飞机在荷兰舒福尔机场准备好，将我们接到伦敦去。

我带着这样的谈判结果回到杜塞尔多夫，但是柏林当局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发了一条急电给柏林:“如果还不采取任何决定性步骤的话，我的工作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柏林方的回答让我懊恼气闷，元首尚未做最后决定，不过已经有了停止和英国人谈判的趋势。显然，任何关于推翻希特勒的讨论，哪怕是假的，也会使元首不痛快。

而元首已经决定十一月十四日为进攻西方国家的一天。

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还没有想到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告诉英国人，把自己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只要引起他们的一点点怀疑，我就可能被拘捕起来。可我已经为了这个计划做到了这个地步，我不想白费这么久的经营，决心不惜一切牺牲继续和英国间谍的交涉。

第二天早饭时，我却在晨报上发现了一则可以解决我紧急问题的新闻。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已经发出联合建议，愿意出面为交战双方进行调解。我可以借口说德国反对派还想再等待观察希特勒对比利时、荷兰的提议有何反应，暂时拖延时间。

经过这一天的周旋，我总算又打消了英国人对我们的怀疑，我与白斯特握手言别的时候，从前会晤时的那种亲热又重新建立起来。

回到杜塞尔多夫的那天晚上，党卫军特别工作队的队长来看我。他是海德里希派来保卫我通过边境的，他告诉我说，柏林方面非常担心我的安全，他奉命封锁所有德荷边境警戒区。

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绝不能让我落入敌人的掌控中。我想起我离开柏林时，被要求装在口腔中的一颗自杀假牙。那假牙里装着氰化物，若是被人发现逮捕，严刑逼供，只要用力咬破它，登时就能毙命，以避免泄露情报。

我总算转过弯来，原来海德里希担心的一直都是我万一暴露之后会泄露消息影响他的全局计划，而非我本人的生命安全。

如果我事先没有告诉这位特别工作队队长我计划和英国人去伦敦的事情，直接跟英国人离开，我不知道他是否会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譬如在必要的时刻放弃我的性命。

我几乎冒了一背冷汗，面上作出镇定的样子告诉他:“我明天会和英国人一道走，这是计划中的事情，但如果我是被胁迫离开，我会给你一个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