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他家里，现金，床底下搜出来的，总共有五十多万，数目跟证人说的大体对得上——他母亲得了癌症，老太太自己都不知道，诊断书在那堆钱下面压着，顾钊家境很普通，父母是农业户口，父亲没得早，家里人丁也不兴旺，母亲在他们镇上一个百货公司工作，工作是临时工，公司也不正规，早些年人都没有交保险的意识。一场大病下来，这些钱恐怕都还不够。”

动机明确、物证昭昭，铁打的证人言之凿凿。

别说顾钊死了，就算他还活着，也说不清楚。

“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现在宽松，网络也不发达，市局出了这么大的一桩丑闻，当事人又死了，所以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住不许再提，现在你去数据库里查，是查不到的……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真相来得太迟了。

骆闻舟沉默了好一会，忽然说：“陆局，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陆有良抬起眼，正对上骆闻舟从后视镜里折出来的目光。

“咱们破案率不是百分之百，总会有些案子是没结果的，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就得按着轻重缓急暂时搁下，但专案组撤了，案子还在，只要不违规、不跟其他工作冲突，相关负责人继续追查，一点问题也没有。”骆闻舟说，“顾钊当时为什么非得独自行动？”

即便他是不想给别的同事增加负担，选择单独调查，但一旦查出些进展或者有新想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找同事配合——因为按规定，警察私下行动，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是不合规的，拿回来也是仅供参考，没有价值。

陆有良短暂地沉默了下去。

骆闻舟缓缓把车停在路边，车头对准了市局正门，公安标志上硕大的国徽折射着正午的日光。

“陆叔，”骆闻舟低声说，“这里就您和我，该说不该说的，不会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

陆有良垂下眼睛，终于几不可闻地出了声：“对，如果顾钊是冤枉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队伍不干净。”

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陆有良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

陆有良：“意外发现卢国盛的指纹后，我们在原本的悬赏上又加了五万，公示后，几次三番接到举报电话，说是在某地见过类似的人。不管多快赶过去，都是一无所获——后来这也成为通缉犯一事不实的佐证之一。”

“备案线人的资料都是严格保密的，只有自己人知道他们的身份，”骆闻舟说，“毛贼不可能跑到公安局里偷鸡摸狗，如果顾钊是被陷害的，往他值班室的储物柜里放东西的也只能是自己人——顾钊当时疑心市局有内鬼，所以选择了私下调查，但他也知道规矩，最后查到罗浮宫的时候，为了取证严谨，他一定是在自己信任的人里选了一个作为搭档，而这个人要了他的命。”

陆有良好似瞬间老了十岁。

骆闻舟转头看向他：“陆叔，您还有别的事想告诉我吗？”

他有种感觉，陆有良一定有什么话就在嘴边，然而等了好半天，陆局终于还是避开了他的视线：“没了，我知道的就这些，我们这些老东西都是嫌疑人，这件事只能靠你们了。”

骆闻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开车进了市局院里，周到地把陆有良送到办公室楼下。

直到目送他重新把车开走，陆有良才轻轻地叹了口气，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大衣口袋——那里有一个已经没电了的微型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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